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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聖戰到十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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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於:2011-05-15, 週日

我大學時的歷史教科書上稱卡爾埃德曼 ( Carl Erdmann ) 是 「研究十字軍東征方面一位傑出的學者」 ,他指出:

「大約在千年 (西元1000年) 之交的時候,教會對軍事階層的態度經歷了顯著的變化。基督兵 (為基督而戰) 和世俗兵 (為世俗目的而戰) 之間的對比消除了,正如早期的統治關係那樣,都被基督教化了。所以軍事專業也被基督教化了,它得到一個直接的宗教意圖,因為不管是為教會職事而戰還是為貧弱者而戰,都被認為是神聖的,都被宣稱為是一種宗教義務,不但是對君王而言,還是對每一位騎士而言。」

是甚麼引起了這種 「顯著的變化」 呢?

讓我們看看雅克艾盧爾 ( Jacques Ellul ) 是怎麼說的,艾盧爾是法國受人高度尊敬的知識分子,剛從波爾多大學 ( University of Bordeaux ) 法律與社會歷史學院的教授職位上退了下來。艾盧爾寫了許多的文章,也出版過四十多本著作。在他的名為 《顛覆基督教》 ( The Subversion of Christianity ) 一書中,艾盧爾一針見血地指出 「聖經與教會的實際做法有許多矛盾之處,」 他在 「這本充滿煽動性和激發性的書中」 (聲稱) 「我們今天所稱為的基督教實際上與神的啟示相差千里。」 (摘自艾盧爾書籍出版者的話)

在他這本書的一個篇章裡,艾盧爾爭辯說引起這 「顯著變化」 的原因是伊斯蘭的影響力。他指出阿拉伯對歐洲的影響是巨大的,並舉出了幾個例子。舉完了一些例子之後,他寫道:

「所有一切都是陳詞濫調了。但它確實毫無疑問地告訴我們,即使在被認為是不可調和的敵人之間,都存在文化和知識上的聯繫。有交流發生,就有知識的傳播。確實,知識好像是只朝一個方向傳播,從伊斯蘭和阿拉伯世界流通到西方。」

在這種知識的影響當中,涉及到了宗教問題。艾盧爾寫道:

「我們怎能想像一種哲學上著名的而且是被承認的影響卻沒有神學方面的反響呢?眾所週知,多瑪斯阿奎納 ( Thomas Aquinas ) 所解決的問題正好是經典神學與亞里斯多德 ( Aristotle ) 哲學之間的碰撞。但這座橋樑是阿拉伯人所搭建的。我們說到的是希臘哲學和基督教神學。但希臘哲學被阿拉伯翻譯者忠實地傳達了。因著阿拉伯-穆斯林思想,這個問題開始在這個時候談論起來了。我們不認為阿拉伯人的影響除了在關於亞里斯多德的問題方面之外就等於零。」

在強調突出了伊斯蘭與基督教某些神學方面的類似之處以後,艾盧爾指出:

「這樣看來,似乎穆斯林知識分子和神學家比基督徒知識分子和神學家強得多。似乎伊斯蘭才有影響力,而基督教沒有。」

這些影響可能是哪些呢?

「但在伊斯蘭裡面,宗教律法和政治權力之間有難分難解的關聯。在這個方面,如我們所看到的,藉著君士坦丁主義 ( Constantinianism ) 所引進的東西從伊斯蘭那裡得到了一種新的推動力。伊斯蘭的每一位政治領袖也就是信徒們的統治者。政教不分。政治領袖就是宗教領袖。他就是安拉的代表。他的政治和軍事等行為都是受真主 (神) 啟示的。

現在,這種情況在歐洲也是司空見慣了。君王或帝王不僅僅宣稱自己是教會世俗事務方面的管理者,而且具有屬靈力量。他想被公認為是神 (真主) 全能者親自揀選的。他需要有先知的話,需要有行神蹟的能力。他的話和他的人都必須是神聖的。

自然地,其中一些這方面的情況先於伊斯蘭就已經存在了。然而,這也不是憑空產生的,這種神學、禮拜儀式和帝王的觀念首先是在拜佔庭與伊斯蘭初次接觸的時候發展起來的,只是到了後來才傳到了西方。王室的權力變成了宗教權力不僅僅是在與教會的聯合中演變的,而且是在比西方更多地實行了神權政治的伊斯蘭的影響之下產生的。」

當然,這讓我們不得不想起影響西方並導致十字軍東征的一些思想:

「當然,與這種政治權力的重要性串連在一起的是戰爭的重要性和榮耀面,這種戰爭是作為傳播信仰的一種方式。這樣的戰爭是所有穆斯林的責任。伊斯蘭必須變得全球化。必須藉著一切手段包括軍事力量,來將這種真正的信仰而不是這種權力灌輸進每一個人的心裡。這使得政治權力尤為重要,因為它本身就是軍事的。這兩樣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政治領袖代表信仰發動戰爭。他於是成了宗教領袖,成了神 (真主) 唯一的代表,他必須為擴張伊斯蘭而戰。」

十字軍東征也是對羅馬教皇要領導基督教社會的最明顯的證明,這是不是純屬巧合呢?

繼續往下看:

「戰爭的巨大重要性在崇拜伊斯蘭並且想要把它再度作為一種模式來實施的知識圈裡,今天已經被全部擦掉了。戰爭為伊斯蘭教所固有。它已經銘刻在伊斯蘭的教義上了。這是它文明方面的事實也是一個宗教事實,這兩者密不可分。這與它的 Dhar al ahrb 概念一致,那就是全世界註定要通過阿拉伯人的征服成為穆斯林。所有這一切的證據不僅僅是神學上的,還是歷史上的:伊斯蘭信仰剛開始宣講,馬上就會開始軍事佔領。從632年到651年,也就是先知死後的二十年間,我們有一場轟轟烈烈的征服戰,西面入侵埃及、西蘭尼加 ( Cyrenaica ) ,以阿拉伯半島為中心,東面入侵亞美尼亞、敘利亞和波斯。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整個北非和西班牙都被奪取了,連同印度和土耳其的東部。取得佔領的武器不是靠聖潔,而是靠戰爭。

「三個世紀以來,基督教藉著佈道、仁慈、例證、道德和鼓舞窮困者等方式進行傳播。當帝國接受基督教的時候,戰爭幾乎不能被基督徒所容忍。即使某位基督徒帝王發動戰爭,它也是一件被懷疑的事,並被視為不合宜。戰爭經常受到譴責。基督徒被控破壞了帝國內的政治勢力和軍事威力。實際上,基督徒一直批評戰爭,直至聖戰的華麗形像出現。換句話說,所謂的基督教國家在戰爭中無論犯下甚麼樣的暴行,戰爭總是在本質上與福音相矛盾。基督徒總是或多或少地意識到了這點。他們審判戰爭,並對它提出質疑。」

回想起那 「顯著的變化」 吧。戰爭首次被認為是一種神聖的責任。那是反異教徒的戰爭。十字軍東征是一種再征服行為,或者是為了再征服而發動的聖戰。

我的歷史課文上說道:

「中世紀晚期的十字軍東征是在西班牙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早期的衝突中產生的。聖戰的觀念起源於西班牙半島,然後漸漸影響到西歐各個角落。八世紀的時候,穆斯林已經佔領了該半島,基督徒地主們只有逃到北部山區。」

換句話說,穆斯林先前就已經在西班牙發動過聖戰。兩個世紀以來,西方一直受到伊斯蘭思想的影響。於是出現了他們的聖戰版本。簡單地說,基督教界已經沉淪到開始仿傚他們的敵人的地步了。

艾盧爾指出:

「在伊斯蘭 … 戰爭往往是正義的並且構成一種神聖的責任。旨在使異教徒皈依的戰爭永遠是正義的、合法的,因為 - 如穆斯林思想反復強調的那樣 - 伊斯蘭是唯一完全符合本性的宗教。在自然本性狀態中,我們都會是穆斯林。如果我們不是,那就是因為我們被引入了歧途,偏離了真信仰。信道者們通過發動戰爭來迫使人們成為穆斯林,把他們帶回真正的本性。而且,這種戰爭是一種聖戰。」

事實上,我們從古蘭經 (9:5) 中了解到一個啟示臨到了穆罕默德,啟示說他應該向阿拉伯半島的偶像崇拜者發起戰爭,強迫他們服從並成為穆斯林。他照做了。

批評家們常聲稱基督教借鑒了其他的宗教。在上述的情況,我是讚同這聲稱的。伊斯蘭對西方的影響是被廣泛認同了的。伊斯蘭的聖戰自從伊斯蘭誕生的那一刻起就一直繼續著。在伊斯蘭的誕生、伊斯蘭對西班牙的戰爭、和它對西方哲學和神學的影響不久之後,基督教的聖戰就開始了,這些都不是巧合。

請允許我引用艾盧爾的話來作總結:

「總之,讓我們清楚地聲明一點,我一直不是盡力為歐洲人所做的一切尋找藉口。我一直沒有轉換 「責備」 的對象,說穆斯林而不是基督徒為有過錯的一方。我的目的就是盡力解釋基督徒品行中某些墮落的地方。我在伊斯蘭裡面為他們找到了一個模型。基督徒沒有發明聖戰或奴隸交易。他們的錯誤在於模仿伊斯蘭。有時它以伊斯蘭為正面榜樣來進行仿傚。有時它為了抗擊伊斯蘭,通過做同樣的事情來反面模仿,比如十字軍東征。無論哪種方式,造成的災難就是教會完全忘記了福音的真理。為了有利於似乎是非常明顯的很有效的行為模式,它將基督教的道德規範弄得亂七八糟,因為到了十二世紀,穆斯林世界的文明好像很耀眼。為了不顧一切地追求這同樣的海市蜃樓,教會忘卻了基督啟示的真實性。」


這篇文章是翻譯自 Michael J. Bumbulis 的在線文章 'From Jihad to the Crusades'
http://www.answering-islam.org/history/jihad_crusad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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