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蘭經中希伯來聖經的文本形式-研究案例

丹尼爾·阿諾德(Daniel Arnold)https://manchester.academia.edu/DanielArnold?swp=tc-au-30426657

 

引言

亞伯拉罕•蓋格(Abraham Geiger)的著名論文,(「穆罕默德自猶太教取了什麼?」)《Was hat Mohammed aus dem Judenthume aufgenommen?》,1833年出版1,聲稱古蘭經有多處取自於希伯來聖經和猶太文學著作對穆罕默德的普遍影响提供了理據。當然,蓋格不是第一位意識到這點的人。事實上,大馬士革的聖約翰(John of Damascus, St)(約675-749)斷言,即使是以一種相當爭論的方式,穆罕默德對新約和舊約的依賴(關於異端[Perì eréseon],101)。盡管如此,蓋格的工作將這種影响帶到了現代人的意識中。蓋格的方法是基於比較特定的主題,我們可以說是傾向神學,通過拉比文學演繹的希伯來聖經和古蘭經之間的比較3。不到三十年後,特奧多爾•諾德克(Theodor Nöldeke)出版了《古蘭經的歷史》(Geschichte des Qorâns)4。這部作品對古蘭經研究的影响,即使到今天也很難誇大。這些研究的重點通常沿著與希伯來經文的源頭批判研究類似的路線進行,尋找源頭,並試圖在穆罕默德的生活背景中找到古蘭經各章節的位置。

在蓋格之後幾乎整整100年,海因里希·施佩爾(Heinrich Speyer)在《古蘭經中的聖經叙事,第二版》(Die Biblischen Erzählungen Im Qoran, 2.,)中寫了5這本被稱為最全面、最詳細的、涉及古蘭經中的各種基督教、猶太教、諾斯底教甚至撒瑪利亞人的相似之處的作品6。施佩爾組織其作品,從創造開始,通過各種突出的聖經人物(亞當、挪亞、摩西等...),最後以一系列簡短的專題研究(先知、地獄之火的折磨,和比喻)為結束。盡管施佩爾的工作很全面,但這是在發現死海古卷之前寫的,死海古卷為我們揭示了耶穌時代前後聖經文本的流動性以及希伯來文聖經獨特文本形式的發展7

這項研究案例的目的是要說明一個更大的專研項目的可行性,即研究古蘭經中有哪些可能保留了希伯來聖經的文本形式,從而對穆罕默德(卒於632年)的中東環境中可用的希伯來聖經的形式因而提出潛在的獨特見解。在研究這個問題時,我們的方法將是結合文本的批判方法,如利用希伯來聖經的多種古代翻譯和文本形式,結合經文的互文性方法。本研究將專門關注古蘭經2:93,這是蓋格和施佩爾都没有涉及的段落,作為研究案例,以證明古蘭經不同於馬所拉文本(Masoretic Text)的文本形式的使用。

古蘭經第2章:(البقرة,Al Baqarah,黃牛章,音譯為巴格勒)。

(2:93)當時,我與你們締約,並將山岳樹立在你們的上面,我說:「你們當堅守我所賜你們的經典,並當聽從。」他們說:「我們聽而不從。」…8

我們只關注最後一句話,اَینْص ع وَ اَعنْم س(samiʿ̊nā waʿaṣaẙnā)[Unknown A1] ,比克達爾(Pickthall)翻譯為「我們聽到了,我們違背了。」[譯者註:(hear and/but rebel)按比克達爾英譯選王靜齋譯本。]

這節經文中的第一件事是,以色列人在摩西從山上(西奈)下來後,並没有確切地說出這句話。這節經文與出埃及記第24章的文本有兩處不同,後者是出埃及記中這部分叙述的結束。具體來說,在出埃及記24:7,馬所拉文本講述以色列人回應說:「又將約書唸給百姓聽、他們說、『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遵行。』」9עָֽמְשִׁנְוהֶ֥שֲׂעַנ。古蘭經顛覆了聖經中的順序,將 「我們都必遵行和(聽)從」改為「我們(聽)到,但我們不遵從。」(即是,不做)。雖然申命記5:27確實有這樣的順序(ינוִּשָׂעְו עַ֥מָ ĕ ,wĕšāmaʿnû wĕʿāśînû),但背景不是由摩西從山上下來時的處境。這裡的背景是在進入應許之地之前,以色列人被描繪成太害怕接近神,所以他們要求摩西代表他們單獨來到神面前。那麼,古蘭經2:93的背景顯然是出埃及記中的背景。10 我們將在研究出埃及記這段經文的文本批判問題時更仔細地研究這個問題。

那麼問題來了,可能是什麼原因導致不同的措辭和詞序? 穆罕默德是否誤讀希伯來文本(如果,他確實能讀)和/或誤解了希伯來文本?古蘭經的文本能否反映出與馬所拉文本不同的另一種文本形式或傳統?穆罕默德會不會是為了講道的目的而重塑這個故事?或者,這是上述一些或所有因素的組合?

古蘭經4:46「我們聽『而』不從」( َو ع صْینَا س مْعنَا), samiʿ̊nā waʿaṣaẙnā)

在古蘭經中,有少數部分經節都有「我們聽而不從」和「我們既聽且從」這兩句短語。這些包括古蘭經2:93和285,4:46,5:7和24:51。在每一種情況下,無論是說順從還是不順從,這些單詞的順序都是一致的。

在古蘭經2:285中,這裡表達方式直接呼應了出埃及記24:7中的回應,是古蘭經2章的結論的一部分。

(2:285)使者確信主所降示他的經典,信士們也確信那部經典,他們人人都確信真主和他的眾天神,一切經典和眾使者。(他們說):「我們對於他的任何使者,都不加以歧視。」他們說:「我們聽從了,我們懇求妳赦宥;我們的主啊!妳是最後的歸宿。」每個人都相信真主和他的眾天神,以及他的經文和他的使者,就是我對他的任何一位使者都不加區别,他們說:「我們既聽且從。」

阿拉伯文是這樣寫的:ﺳﻤ ﻌﻨَﺎ وأَطَ ﻌﻨَﺎ(samiʿ̊nā wāảṭaʿ̊nā)。

我們發現這種「聽而不從的組合」和「既聽且從的組合」在古蘭經4:46中被具體並列。

(4:46)猶太教徒中有一群人篡改經文,他們說:「我們聽而不從」,「願妳聽而不聞」,「拉儀那」,這是因為巧言謾罵,誹謗正教。假若他們說:「我們既聽且從」,「妳聽吧」,「溫助爾那」,這對他們是更好的,是更正的。但真主因他們不信道而棄絕他們,故他們除少數人外都不信道。

其他地方只有古蘭經5:7和24:51節出現了既聽且從的公式,兩者都使用相同的阿拉伯文短語,اَعنْطَ وأ اَعنْم س)َsamiʿ̊nā wāảṭaʿ̊nā)如同其他經文一樣。

(5:7)妳們當銘記真主所賜妳們的恩典,和他與妳們所締的盟約;當時,妳們曾說:「我們聽從了。」妳們當敬畏真主。真主確是全知心事的。

(24:51)當信士被召歸於真主及其使者以便他替他們判決的時候,他們只應當說:「我們已聽從了。」這等人確實是成功的。

從這些經文中我們可以觀察到,「聽從」的想法是期望信士作出的公式化的反應。相反,在古蘭經2:93和4:46中,「我們聽而不從」的回答被特别放在叛逆的猶太人的嘴裡,作為如何不回應的縮影。但是,這種不順從的回應又是怎麼回事呢?這樣的反應從哪裡來?

 

誤解性抑或創意性的使用?

哈特維希·赫希菲爾德(Hartwig Hirschfeld MRAS)斷言,穆罕默德把希伯來文的ועשׂינו wĕʿāśînû誤認為是阿拉伯文وعصینا waʿaṣaẙnā。11雖然這個詞在語言上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且不服從與在更廣泛的章節中發現的是針對猶太人的論戰很吻合,但這忽略了聖經中的這句話在其他地方也有使用,正如剛才所指出的。因此,穆罕默德最初誤解了這個詞,後來糾正了他的錯誤,但這個機會不太好。如果傳統認為古蘭經24章(對該詞的正確理解)出自麥加時期,因此早於古蘭經2章和4章(所謂的不正確理解),而這兩章在傳統上被認為是麥地那後期的作品,那麼情况就更是如此。但更重要的是,它没能解釋古蘭經4章,這兩者被故意並列在同一節中,只相隔十幾個字。考慮到古蘭經2章和4章中出現這種措辭的章節具有論戰性質,這似乎是一個刻意的改變,將猶太人的不適當反應與信士的適當反應形成直接對比。因此,我們必須拒絕穆罕默德誤解文本的想法。相反,這段話似乎是處理聖經叙事文體的更廣泛方法的一部分。

雷諾茲認為,古蘭經具有講道的特點,它經常提到聖經和(非正典)經外文獻12。這類似於新約期望人們對希伯來聖經有透徹的理解,包括希伯來聖經所引用的内容以及它所暗指的更廣泛的背景13。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古蘭經中的那些典故可以為我們指出穆罕默德假設他的原本的受眾已經知道各種各樣的叙述。事實上,無論是從對聖經中的人物如約拿(優努斯)(古蘭經10章)、約瑟(優素福)(古蘭經12章)和挪亞(努哈)(古蘭經71章)的廣泛延伸提及,還是對亞伯拉罕(易卜拉欣)和法老的頻繁地引用,或者是對聖經以外,即非正典的經外文獻作品的有所提及,都可以看到這一點,例如,在《雅各的福音書》(Protoevangelium of James)(古蘭經3章)中提到馬利亞(麥爾彥)14,叙利亞文中關於山洞裡睡覺的人的故事(古蘭經18章),或者在《多馬的嬰兒福音書》(Infancy Gospel of Thomas)(古蘭經3章和5章)中耶穌制作泥鴿並賦予它們生命。但穆罕默德並没有一味地遵循聖經和經外文獻的文本。相反,古蘭經被創造性地重新塑造了。正如雷諾兹所言,「對古蘭經來說,最重要的是對讀者的影响,它對這些人物和地點的論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引導讀者悔改和順服15」。

這有助於解釋古蘭經2:93所發生的事情。在第87節中穆罕默德從摩西(穆薩)開始,真主給了他原本的經文,並指出摩西(穆薩)之後有一系列的使者,包括耶穌(爾撒)和馬利亞(麥爾彥),在他們中的大多數被拒絕,甚至被殺害。穆罕默德的抱怨似乎是,他没有被接受,就像這些早期的使者没有被接受一樣(88)。同樣,通過穆罕默德從真主那裡來的經文顯然也被拒絕了(89-91)。那麼,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在將自己的情況與摩西(穆薩)的情況相比較。當摩西帶著清晰的記號(神蹟)(帶有十誡的石板)從山上下來時,他發現以色列人選擇了敬拜牛犢而不是神。因此,盡管以色列人說「凡耶和華所說的,我們都要遵行,並且要聽從(聽聞)」(出埃及記24:7),但他們的行為,即敬拜牛犢,表明他們真正的意思是,「我們聽到了,但我們不遵[Unknown A2] 從。」(古蘭經2:93)。那麼,穆罕默德是說這不是真正的信士應該做出的反應。這一點在古蘭經的結尾處有詳細說明。他最後向他的信眾說,真正的信士「相信真主和他的天神,他的經文和他的使者,我們對他的任何使者都不加區别,他們說:『我們聽到了,並且我們服從了。』」其目的很明顯是講道,勸說他的信眾成為真正的信士,既要接受穆罕默德為真主的使者,就像他之前的那些人一樣,也要像雅各中所說的那樣,「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16

 

出埃及記24:7的文本批判性注意的事項

如果像我們所爭論的那樣,這節經文在本質上是講道的,並以出埃及記24:7為基礎,我們仍然留下了關於詞序差異的問題。在這裡,我們將轉向對這節經文的文本批判性的考慮。正如我們所注意到的,馬所拉文本的字詞順序不同,הֶ֥שֲׂעַנ עָֽמְשׁנְו(naʿăśe wĕnišmāʿ)。在本節中,我們將研究不同的文本形式及其主要的文本見證,以確定是否有可能支持古蘭經的解讀。這將包括希臘文、拉丁文、亞蘭文塔庫姆譯本(Aramaic Targumim)、叙利亞語別西大譯本(Syriac Peshita)和撒瑪利亞五經(Samaritan Pentateuch)的文本形式。不幸的是,在庫姆蘭(Qumran)文獻中没有發現這節經文,所以我們將無法獲得經常從希伯來文聖經最早的見證者的好處。

在偉大的安色爾字體中,這個文本没有現存於西奈抄本,在梵蒂岡抄本,這就讀作:ποιήσοµεν καὶ ἀκουσόµεθα,與馬所拉文本平行。這是希臘語中常見的讀法,但是法典Codex Ambrosianus A147條 (F,5世紀)除外。它的讀法是ακουσοµεθα και ποιησοµεν17顛倒了詞序,就像我們在古蘭經中發現的那樣。拉丁文讀作「faciemus et erimus obedientes」,跟隨馬所拉文本,《聖經武加大譯本》(Biblia Sacra Vulgata)的批判版没有列出這節的變體18。塔古姆·昂克羅斯譯本(Targum Onqelos)[譯者註:Targum Onkelos是《摩西五經》中主要的猶太亞蘭語targum]和塔古姆·喬納森譯本(Targum Jonathan)[譯者註:是以色列土地上《摩西五經》的西塔古姆譯本。(ונקביל נעביד)(naʿbêd wunqabêl)都把「我們會做,我們會接受」)改為「我們會接受」19。這裡的順序遵循馬所拉文本,有一個非字面的翻譯。塔古姆·紐菲特譯本(Targum Neofiti)的翻譯更加直白[譯者註:Neofiti不僅僅是希伯來語文本的亞蘭語翻譯,涵蓋了《摩西五經》的所有書籍]。塔古姆·紐菲特譯本(Targum Neofiti),ונשמענעבד(nʿbd wnšmʿ,「我們會做,並且,我們既聽而遵從」)。所有這些主要的文本形式(希臘文、拉丁文、塔庫姆譯本)一般都遵循馬所拉文本,但希臘文手抄本F除外,它似乎為古蘭經中的詞序提供了早期見證。

當看別西大譯本時 ,我們看到早期對古蘭經的詞序有一個更一致的見證。它的内容是:(nshmʿ wnʿbd,「我們會聽,我們會做」)。莱登別西大譯本(Leiden Peshitta)批判性文書没有列出第7節的變體20。莱登別西大譯本基於Codex Ambrosianus(存放在米蘭,安布羅修圖書館,B.21 Inf.),日期為六或七世紀21,這意味著這份手抄本(而不僅僅是文本)與伊斯蘭的興起是同時代的,甚至更早。但是,支持古蘭經中的另一種措辭的不僅僅是別西大譯本。撒瑪利亞五經在出埃及記24:7也有這樣的措辭,ונעבד נשמע(nšmʿ wnʿbd,「我們要聽,我們要做」),表明即使有早期的翻譯,在出埃及記24:7的例子中,具有相反措辭的撒瑪利亞人文本是穩定的翻譯。

 

結語評論

評論調查古蘭經中引用聖經的典故絕對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但是,僅僅因為它並不總是清晰的,我們不應該簡單地認為穆罕默德不知道他在做什麼。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他對文本進行了處理,並為他的背景重新塑造了文本。事實上,他似乎以一種創意性的方式重述了聖經中的叙述,以便從他的追隨者和他的敵人那裡,激起他想要的反應。如果這是真的,至少在某些時候,我們應該能够發現,他所暗指參考過的文本類型。

而這正是我們在古蘭經2:93中所看到的,古蘭經的讀法似乎受到撒瑪利亞五經或叙利亞語別西大譯本的影响。如果没有更多的資料,就不可能確定是哪一種情況。然而,鑑於當時中東地區盛行叙利亞基督教,一個初步的假設是,古蘭經對聖經的引用很可能是基於別西大譯本版本。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來試圖驗證這一個假設,我們完全有可能發現古蘭經利用了多種文本傳統作為其來源。但在我們走這條路之前,我們至少可以承認,古蘭經2:93中使用的文本形式與後來成為希伯來文聖經主流的馬所拉文本略有不同。

 

【注釋[Unknown A3] 】

1)亞伯拉罕·蓋格(Abraham Geiger),《穆罕默德自猶太教取了什麼?》(Was Hat Mohammed Aus Dem Judenthume Aufgenommen?),2.修訂版(rev. aufl. ed.)(萊比錫 [Leipzig]:M. W.考夫曼[ Kaufmann],1833;重印,1902)。

2)我將用穆罕默德作為一個便利的簡稱,以表示對古蘭經各章節的作者的認可,即使不一定同意過去50年中學者們提出的關注。參見約翰·愛德華·萬斯布魯(John Edward Wansbrough)和傑拉德·R·霍廷(G. R. Hawting),教派的環境:伊斯蘭拯救史的内容和構成(The Sectarian Milieu: Content and Composition of Islamic Salvation History)(阿默斯特[Amherst],紐約市: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2006)。作者身份和日期的挑戰不會影响對整個項目的目標:利用古蘭經作為非馬索里文本形式的見證。

3)蘇珊娜·赫斯切爾(Susannah Heschel),「《亞伯拉罕-蓋格和猶太哲學的興起》(Abraham Geiger and the Emergence of Jewish Philislamism)」,《在歷史的光輝中》(Im Vollen Licht Der Geschichte)《猶太教的科學與批判性古蘭經研究的開端》(Die 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 Und Die Anfänge Der Kritischen Koranforschung),迪克·哈特維格(Dirk Hartwig)(維爾茨堡[Würzburg] Ergon, 2008)。

4)特奧多爾•諾德克(Theodor Nöldeke),《古蘭經的歷史》(Geschichte Des Qorāns)(哥廷根[Göttingen]:迪特里奇[Dieterich],1860)。

5)海因里希·施佩爾(Heinrich Speyer),《古蘭經中的聖經叙事》,第二版(Die Biblischen Erzählungen Im Qoran, 2.,)未經修改的版本(unveränderte Aufl. ed.)(希爾德斯海姆 [Hildesheim]: G.奥爾姆斯(Olms),1931;重印,2013)。

6)弗朗茲·羅森塔爾(Franz Rosenthal),《海因里希·施佩爾的古蘭經中的聖經故事的歷史》(The History of Heinrich Speyer's Die Biblischen Erzählungen Im Qoran),《在歷史的光輝中》(Im Vollen Licht Der Geschichte)《猶太教的科學和批判性古蘭經研究的開端》(Die 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 Und Die Anfänge Der Kritischen Koranforschung, ed.,迪克·哈特維格(Dirk Hartwig)編輯(維爾茨堡 [Würzburg] Ergon: 2008),第113頁。

7)參見伊曼紐爾·托夫(Emanuel Tov),《希伯來聖經的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Hebrew Bible),第2次修訂版(明尼阿波利斯·阿森[Minneapolis Assen]:堡壘出版社[Fortress Press];皇家範戈爾庫姆[Royal Van Gorcum],2001)。尤金·查里斯·烏爾里希(Eugene Charles Ulrich),《死海古卷與聖經的起源,死海古卷及相關文獻研究》(The Dead Sea Scroll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ible, Studies in the Dead Sea Scrolls and Related Literature)(大急流城[Grand Rapids];萊登 [Leiden];波士頓[Boston]:伊爾德曼斯[Eerdmans];布里爾[Brill],博睿學術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1999)。

8)穆罕默德·馬爾瑪杜克·比克達爾版本(Muhammad Marmaduke Pickthall)(Ed.).(n.d.).古蘭經, 麻薩諸塞州梅德福市(Medford, MA):帕修斯數位圖書館(Perseus Digital Library)。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所有的翻譯都來自於比克達爾。

9)普通英文聖經(Common English Bible)(2011),(出埃及記24:7)。田納西州,納什維爾(Nashville, TN):普通英文聖經。

10)卡特什(Katsh)似乎認為第93節(不知道什麼原因,他稱為87)這也是基於出埃及記24:7。參見亞伯拉罕·以撒·卡特什(Abraham Isaac Katsh),伊斯蘭中的猶太教(Judaism in Islām),古蘭經及其注釋的聖經和塔木德背景(Biblical and Talmudic Backgrounds of the Koran and Its Commentaries):古蘭經51章和52章(紐約:布洛赫為紐約大學出版社出版[Published for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by Bloch],1954),第82-83頁。

11)哈特維希·赫希菲爾德(Hartwig Hirschfeld MRAS),《關於古蘭經的結構和詮釋的新研究》(New Researches into the Composition and Exegesis of the Qoran)(倫敦:1902),第109頁。參考卡特什(Katsh),伊斯蘭中的猶太教(Judaism in Islām),古蘭經及其注釋的聖經和塔木德背景(Biblical and Talmudic Backgrounds of the Koran and Its Commentaries):古蘭經51章和52章,82n4。

12)加布里埃爾·賽義德·雷諾茲(Gabriel Said Reynolds),《古蘭經及其聖經的弦外之音》(The Qur'an and Its Biblical Subtext),勞特利奇古蘭經研究雜誌[Routledge Studies in the Qur'an](倫敦;紐約:勞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2010),第232頁。

13)參見理查德·B·海斯(Richard B. Hays),《保羅書信中的經文回聲》(Echoes of Scripture in the Letters of Paul)(紐哈芬[New Haven] & 倫敦[London]:耶魯大學出版社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

14)雷諾兹(Reynolds),《古蘭經及其聖經的弦外之音》(The Qur'an and Its Biblical Subtext),第140-144頁。

15)同上,第239頁。請注意,雷諾兹(Reynolds)對穆罕默德使用聖經經文的理解與海斯(Hays)對保羅使用經文的看法没有什麼不同。「事實上,保羅使用聖經的方式表明,講道式和預言式的解讀有時比嚴格的(注解)詮釋式解讀更加忠實。」海斯(Hays),《保羅書信中的經文回聲》(Echoes of Scripture in the Letters of Paul),第184頁。

16)新修訂標準版是1989年全國教會理事會出版的聖經的英文譯本,(雅各書1:22)[The Holy Bible: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1989).(Jas 1:22)]。 納什維爾(Nashville):湯瑪士·尼爾森出版社(Thomas Nelson Publishers)。請注意,我並不是說穆罕默德一定直接受到《雅各書》的影响,只是說他的勸勉與《雅各書》有顯著的相似性。

17)亨利·巴克莱·斯維特和劍橋大學出版社(Henry Barclay Swete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希臘文的舊約聖經(The Old Testament in Greek),根據《七十士譯本》,3卷本(According to the Septuagint, 3 vols.)劍橋大學英文: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Eng.: The University Press],1925),151。另可參見魯道夫·基特爾(Rudolf Kittel),威爾海姆·魯道夫(Wilhelm Rudolf),漢斯·彼得·呂格爾(Hans Peter Rüger)中的BHS關鍵機構,妥拉(Torah)和內維姆·烏·赫圖維姆(Neviʼim U-Khetuvim)=希伯來文聖經(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編輯2(Editio 2.)巨大數據量(emendata / ed.)(斯圖加特[Stuttgart]:德國聖經協會[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1984)。

18)羅伯特·韋伯(Robert Weber)和羅傑·格里森(Roger Gryson),Biblia Sacra Iuxta Vulgatam Versionem, 4., verb. Aufl. ed.(斯圖加特[Stuttgart]:德國聖經協會[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1994)。

19)《卡爾·塔格米克研究單元》(Cal Targumic Studies Module),http://cal.huc.edu/targumstartpage.html(10/30/2016的訪問)。

20)萊登·佩希特(Leiden Peshitta),(萊登[Leiden]:佩希特研究所萊登[Peshitta Institute Leiden],2008)。

21)托夫(Tov),《希伯來聖經的文本批評》(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Hebrew Bible),152頁。

22)馬克·舒爾森(Mark Shoulson),《妥拉: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的版本比較,第二版》(The Torah: Jewish and Samaritan Versions Compared, 2nd ed.)(Leac an Anfa, Co. Mhaigh Eo, Éire: Evertype)。

 

參考文[Unknown A4] 獻

 

"Cal Targumic Studies Module", http://cal.huc.edu/targumstartpage.html(accessed 10/3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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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翻譯自Daniel Arnold的在線文章「Hebrew Scriptures in the Quran-A case study」

https://www.academia.edu/30426657/Text_forms_of_the_Hebrew_Scriptures_in_the_Quran_A_case_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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