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穆罕默德可以得到的聖經版本的討論

亨克•G•斯托克（Henk G. Stoker），保羅•德倫戈夫斯基（Paul Derengowski）

發佈時間：2017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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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所有的穆斯林都要相信真主（God，神）之前給予的所有啟示以及古蘭經（古蘭經2：4）。涉及到與基督徒的討論，穆斯林被要求必須相信聖經。今天，一些穆斯林護教者爭辯說，聖經已經被「破壞」，或由於錯誤教義的灌輸，以及可疑的文士（抄寫員）和蓄意懷恨的抄寫者所寫的東西排斥有價值的支援伊斯蘭思想的文本，而被玷污了。根據他們的說法，沒有辦法知曉聖經的「原始文本」是什麼。

這篇文章既回應了穆斯林護教者關於聖經完整性和可信度的論點，也解釋了穆罕默德通過敘利亞文通俗譯本（伯西托本聖經）（Syriac Peshitta）所知道的聖經在內容上與當今最有聲望的聖經版本所包含的內容基本相同。通過大量繁複和辛苦的努力得來的手稿發現和詳盡的文本批評，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可以準確地知道舊約和新約的早期作者所寫的是「受神啟發」的聖經。為了讓穆斯林始終如一地遵守真主賦予的所有書籍以及古蘭經的命令，穆斯林必須相信敘利亞文通俗譯本聖經，或具有翻譯可比性的聖經版本，以便穆斯林所遵守的命令是有意義的。然而，這樣的讓步將穆斯林置於一個極其困難的境地，如果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希望被認為崇拜的是唯一真神，就需要討論這個問題。

 

簡介

為了讓聽眾相信耶穌是主和彌賽亞（救世主），彼得在五旬節那天（使徒行傳2）多次提到舊約預言在耶穌基督身上得到了應驗。舊約是猶太人信仰的權威來源，彼得在此基礎上宣告了我們主的降臨、救贖和復活。從保羅在亞略巴古（Areopagus）【（古希臘）雅典最高法院】的演講開始，他就將希臘化時代的信仰和實踐聯繫起來。保羅沒有引用舊約作為權威，而是使用希臘哲學家所研究的世界創造，將人們帶到造物主面前，從而在基督裡獲得救恩（使徒行傳17：22ff.）。重要的是要知道對那些聽你說話的人來說什麼樣的話才是有份量的。因為古蘭經對穆斯林具有權威性，對基督徒來說，在與穆斯林交談時，很重要的是要了解古蘭經對聖經的描述，以及通過古蘭經能在多大程度上找到兩者之間的聯繫。

穆斯林非常重視書面啟示，尤其是聖經，作為引導他們不僅追求真理，而且引導他們與真主建立關係的指南。對於任何聲稱自己是伊斯蘭信徒的人來說，了解聖經的內容即使不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伊斯蘭的創始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伊本•阿卜杜勒•穆台列卜（Muhammad ibn Abdallah ibn Abd al-Muttalib），以及後來的穆斯林作家和領袖，將閱讀、研究和加深對聖經的理解列為一項要求（參見Ahmad ibn Naqib al-Misri 1994：811；Ali 2012：147；古蘭經4：136）。事實上，根據古蘭經2：4，一個穆斯林此生的行動，以及他永恆的幸福，完全取決於基督教的聖經【1】。

當談到聖經時，穆斯林似乎對此有一種愛恨交織的情感。雖然穆斯林必須頌揚聖經的價值，將其作為古蘭經作為權威站得住腳的先決條件，但他們貶低聖經的可信度，認為它已被無恥的翻譯者和不誠實的抄寫員篡改。換句話說，當聖經支持他們的伊斯蘭世界觀時，他們喜歡聖經，但當聖經的歷史和教義與他們預定的一切背道而馳時，他們就痛恨聖經。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辨別穆斯林對聖經的含義，尤其是作為他們所定義為「聖經」的文獻到底意味著什麼。當穆罕默德在談到「降示你的經典，和在你以前降示的經典」時指的是什麼版本的聖經？那本聖經是不是基本上就是指早期教會權威認定的那本聖經，也就是現今包含當前66卷書的聖經，還是說是指完全不同的一本文獻？如果它是基於同樣的希伯來文和希臘文手稿，而這些手稿構成了當今基督徒使用的所有著名譯本，那麼為什麼大多數穆斯林對這些手稿表現出如此的敵意？如果穆罕默德提到的翻譯版本是完全不同的，那麼支持該翻譯版本的手稿證據是什麼，而現代穆斯林認為哪個版本的聖經是絕對可信的呢，相信哪個版本是沒有缺陷的，並且明確支持他的與基督教教義相抵觸的信仰？

做此探究的原因很簡單：如果聖經是伊斯蘭信仰的一個組成部分，對基督徒來說更是如此，而基督徒卻因相信錯誤的文本而誤入歧途，無論那個文本或者翻譯出現在哪個版本的聖經中，那麼穆斯林有責任公開那個（更）出眾的文本，並使兩類人和諧相處，這樣人們就可以始終如一地敬拜唯一的神。相反地，如果穆斯林無法具體說明有另外一整本聖經與構成當前聖經的最初的66卷書有很大不同，後者是代代相傳的「沒有本質缺損」的聖經，那麼問題來了，他們對各種聖經版本的批評是否有正當理由？更不用說，他聲稱聖經是他信仰一定是正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這不一定是真的，那麼這對穆斯林做出的其他堅定聲明有什麼影響呢？這些聲明是關於被穆斯林和基督徒都認為不可或缺的人物和教義。

 

伊斯蘭中聖經的構成

據說伊斯蘭的創始人穆罕默德曾說過以下的話：

你們說：「我們信我們所受的啟示，與易卜拉欣、易司馬儀、易司哈格、葉爾孤白和各支派（葉爾孤白的後裔）所受的啟示，與穆薩和爾撒受賜的經典，與眾先知受主所賜的經典；我們對他們中任何一個，都不加以歧視，我們只順（伊斯蘭）真主。」（古蘭經2：136）

在穆斯林推崇的這本聖書中的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說法（古蘭經2：285；3：84，119；4：136）。換句話說，穆罕默德承認聖經舊約和新約中見證的重要性，盡管在新約的情況下，這僅適合於福音書或引支勒（Injil）。這種確信使備受尊敬的穆斯林學者阿卜杜拉•優素福•阿里（Abdullah Yusuf Ali，1997年）發表以下觀點：

因此，無論唯一真主的信息在哪裡賜下，都有那些遵循這唯一和不可分割的信息的人，而我們正是真正地跟隨那些人。如果其他人縮減或者破壞了真主的信息，正是那些人離棄信仰並且造成了分裂或（宗派）對立。但真主看到並且知曉一切。他會保護他的子民，他的支援當然將比人類所能給予的支持更加寶貴。（56頁）

雖然有任何人會說出這樣讓人安心的話，這很美妙，至少從基督徒的角度來看是這樣，但是這就引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穆罕默德、阿里（A.Y. Ali），和其他有信仰的穆斯林，所相信所有與猶太—基督教歷史相關的著作到底意味著什麼？因為古蘭經或聖訓（Hadith）—「由先知同伴講述與他的行為和言論有關的傳統」（Glassé 2002：159）—中沒有任何跡象說穆罕默德在世時對聖經的理解與早期基督徒所接受的截然不同—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所認為的66本原始書籍和信件都是它的組成部分。這種對穆罕默德的認可的理解有什麼可能是偏頗的呢？ 

 

聖經正典的簡短歷史

聖經歷史，具體來說使徒行傳的歷史，告訴我們福音信息在耶穌升天後不久就被使徒們傳遍了各處。就在此之前發生的是耶穌保證他們將「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使徒行傳1：8）為他作見證。使徒們無論走到哪裡，都用他們遇到的人的本地方言分享他們的信息。因此，最初的福音信息是口頭福音，因為使徒最終死去和隨後的基督徒繼續傳福音的傳統，後來才寫下來（Ackroyd & Evans 1970：286–287；Barclay 1991：41–43；Barr 1983：12–13；Barrera 1998：104–107；Carson，Moo & Morris 1992：20—21；Comfort 1990：3；Eusebius 1953：3.39.4；Graham 1987：120–121；Guthrie 1970：222ff.；Johnson 1986：131；McDonald 1995：139；Perkins 1980：196–201；Von Campenhausen 1972：103–104）。這樣的寫作有助於保持使徒講道和教導的真實性（可靠性）和權威性。

在聖經信息的傳播過程中經常被忽視的是，早期的傳信者致力於存留最終的書面文本，這些文本在早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舊約。用最好的方式來描述這種努力就是一絲不苟的精確，因為猶太人從很小的時候就被教導，聖經（Scriptures）—律法書（the Law）、先知書（the Prophets）和聖著作（the Writing）—是神聖起源，並且應該像珍視自己的生命一樣珍視聖經。這樣的委身投入意味著，幾乎不會有任何改動得以混入抄寫人員抄寫聖經文本的過程中。出現變動的現象十分罕見，耶哈德松（Gerhardsson）（1998）評論道：

正因為這是聖言，是在聖經中可以找到的無盡財富的源泉，所以每一個音節都必須被保存和使用。這兩種傾向在心理上也有關聯：將文本視為神聖的觀念某種程度上引起一種保存文本不受破壞的心態，某種程度上導致一種佔用其所有無與倫比的財富的心態。此外，確定文本中的神聖話語實際上在沒有被曲解的情況下保留下來，這增加了真誠度，為了教導的目的，文本中的每個字母的使用都依賴於這種坦誠直白。（第41頁）

對精確和準確的關注會轉移到福音信息的傳播上，即使最初信息傳播也是通過口頭進行的。直到耶穌被釘十字架幾年後，基督教世界才會開始看到福音信息被寫在羊皮紙上。這並不是說福音不會繼續通過口頭傳播。而是意味著，隨著信息的傳播和教會以指數方式成倍增長，如上所述，使徒開始離開人世，紙面記載被用來保存耶穌和他的使徒的歷史、正直完整和教義。盡管這種人手的傳輸意味著在數千份的手稿中包含了數千個文字出入，但信息的意思保持連貫一致且從未改變。仔細閱讀這些手稿，對文本進行批判性思考，會發現，在所有的語法變化中，抄寫員在傳輸信息時犯下的視覺錯誤，（因句尾相似而出現的）跳讀（homoioteleuton）（相似的結尾），調和（harmonization），異文合併（conflations），試圖糾正以前的手稿和許多其他失言之處（faux pas），人們會發現信息仍然完好無損。總體上的共識是，我們非常自信地知道新約福音和經文所包含的內容【2】。這導致已故的聖經學者和文本評論家弗雷德里克•凱尼恩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1958年）寫道：

不能過於強烈地斷言，聖經的文本在本質上是確定的。新約聖經尤其如此。新約的手稿、從這些手稿而來的早期譯本以及教會最古老作者以此作為引文的數量如此之多，以至於幾乎實際上可以肯定，每一個可疑段落的真實閱讀都保存在某個或其他這些古代權威中。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古籍都做不到的。學者們確信滿足於他們擁有主要的希臘和羅馬作家的真實文本，他們的作品已經傳給我們，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古希臘悲劇詩人）、修昔底德（Thucydides，古希臘歷史學家）、西塞羅（Cicero，古羅馬著作家）、維吉爾（Virgil，古羅馬詩人）；然而，我們對他們著作的了解僅僅依賴於少數手稿，而新約的手稿則有數百甚至數千。就舊約而言，我們的情況不是那麼好…在某些段落中，似乎可以肯定，任何古代權威都沒有保留真正的解讀，我們被迫進行推測猜想才能為其補充。但這樣的段落只是整體中極微小的一部分。基督徒可以將整本聖經拿在手中，毫無畏懼或猶豫地說，他手上的書中承載著真實的神的道，穿越多個世紀，這本書代代相傳，沒有任何本質上的損失。（第55頁）

需要指出的另一個事實是，聖經正典在穆罕默德和伊斯蘭以他們的存在為地球增光很久之前就已經建立並根本上完成了。雅麥尼亞會議（Council of Jamnia）的理論將舊約正典的終結日期定在公元90年【3】，另一個理論將舊約正典終結日期定在稍後的公元3世紀或4世紀，從而否定了雅麥尼亞會議的理論（Anderson 1959：13；Davies 1998：43–44；Harrison 1969：277–279；Leiman 1991：125ff.；McDonald 1995：35，49–50；Rowley 1950：170；Young 1958：160），無論人們接受哪一個理論，當穆罕默德出現在人類舞台上時，律法書、先知書和哈吉奧格拉法（Hagiographa，猶太教聖經的第三部分）【聖著作（the Writings）】已經確立【4】。這同樣適用於新約。構成新約的所有書籍和信件都是在公元300年之前確定的，很少有例外。 到公元367年，早期教父亞他那修（Athanasius）記錄了兩種書目清單，這些書目被教會廣泛接受，被認為是舊約和新約經典的權威。 亞他那修寫道：

這些是救恩的泉源…使那些口渴的人可以用它們所包含的活潑有生命的話語得到滿足。在這其中唯有這些宣揚敬虔聖潔的教義。不要讓任何人添加修改，也不要讓人從這些話語中刪除任何話語。（Schaff 1996：4.552）

這些清單仍然保存完整，它們構成了我們目前的聖經組成。唯一的例外是，羅馬天主教會（Roman Catholic Church）隨後將旁經（Apocrypha）【兩約之間湧現的一批以啟示文學為主的經卷，作者（或真實性、權威性）可疑的著作】添加到清單中，這些（沒有列入正典聖經的）經籍被早期教會的教父認為是「有趣的」，但其重要性和水準與那些被採納為受聖靈啟示而寫成的聖經不能相提並論。那麼，這對穆罕默德所可以得到的聖經版本有什麼影響？

 

基督教在阿拉伯世界的存在

如前所述，基督教宣教士所到之處都在傳播福音。這是耶穌在馬太福音28：19—20中給予的使命，並從使徒行傳1：8開始逐步實現了。雖然聖經清楚地表明福音會傳遍猶太（Judea）、小亞細亞（Asia Minor）、古馬其頓（ancient Macedonia），直到羅馬，甚至可能遠至西班牙，但在五旬節後不久，福音就滲透到阿拉伯世界的書面證據微不足道。並不是說聖經中沒有提到阿拉伯人（參見使徒行傳2：11）；在聖經文本中，宣教士的努力並不容易被注意到，正如特里明厄姆（Trimingham）（1979）評論的那樣：

耶穌一定與阿拉伯人有密切接觸。在他的家鄉加利利，他每天都會見到他們。他的主動積極事工主要在腓尼基（Phoenicia）、以土利亞（Ituraea）、巴大雅（Batanaea）和低加波利（Decapolis）的異教人口中進行…他的巡迴流動事工雖然包括腓尼基和黎巴嫩地區，但集中在阿拉伯區域、以土利亞和低加波利，在阿拉伯農民中，而不是在希臘化的城市中。凱撒利亞腓立比 （Caesarea Philippi）地區居住著半流浪、半定居的阿拉伯以土利亞人，這個地方在今天的班亞斯（Banyas）附近，靠近約旦河的源頭，這是他（耶穌）的退修之地，小部分是猶太人、大部分是來自加利利的革命者希望他成為他們的領袖。（第41頁）

耶穌開始的事工，將延續到阿拉伯半島基督徒的殖民地的建立。這股勢力將對沙漠居民產生重大影響：

在三世紀上半葉，當奧利金（Origen，羅馬帝國基督教神學家）在不同場合訪問阿拉伯省的大多數城鎮和村莊時發現，每一處教會會眾（ekklesiai）都有其自己的主教（episkopos）或牧區監督，這一事實表明，福音在二世紀的穩定傳播是顯而易見的。（Trimingham 1979：51）

已故的伊朗學者阿里•達什蒂（Ali Dashti）通過觀察人口稠密地區以外的人比該地區裡面的人更崇拜偶像，得出結論將貝都因人（Bedouin）與城市居民區分開來。其原因是，城市中存在猶太—基督徒。特別是提到麥加和麥地那時，也就是穆罕默德的建立和統治的地方，達什蒂（1994年）的說法是：

這兩個城鎮的居民，尤其是雅特里布（Yathreb），受到了猶太人和基督徒的信仰的影響。真主安拉（Allah）這個詞，意思是神（God），在他們中間被使用。他們認為自己是亞伯拉罕（Abraham）的後裔，或多或少熟知了以色列後裔的傳說和舊約的故事。亞當和撒旦的故事為他們所熟悉。他們相信天使的存在，並把他們想像成女兒—古蘭經多次拐彎抹角地提到這種謬論。（第35頁）

達什蒂（1994年）補充說：

此外，這些城鎮居民採用了幾種猶太習俗，例如割禮、沐浴淨身儀式、避免接觸來月經的女性以及遵守一天的休息日，關於這一點他們選擇了星期五而不是星期六。（第35—36頁）

基督教宣教帶來的影響的進一步證據體現在異端教派的數量上，這些教派成功地將他們特定的「基督教」觀點強加於阿拉伯人，這些觀點後來影響了伊斯蘭創始人的思想。伊斯蘭護教者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1991：57）寫道：「在七世紀初，阿拉伯中部的阿拉伯人被各種離經叛道的基督教異端所包圍…」基督教教派的分裂讓胡斯托•岡薩雷斯（Justo Gonzalez）（1975）得出結論：

因此，敘利亞的一性論派（Monophysism）和聶斯脫利派（Nestorianism）、埃及的一性論派以及非洲多納徒派（Donatism）的殘餘為伊斯蘭打開了道路，伊斯蘭被許多人視為是神興起的武器，目的是為了懲罰拜占庭帝國。（第2.105頁）

伊斯蘭學者侯賽因•海卡爾（Husein Haykal）（1976）推測：

當他【穆罕默德】到達布斯拉（Busrah）【此時他正受雇於他的妻子赫蒂徹（Khadijah）進行商業旅行】，他接觸到了敘利亞基督教，並與僧侶和牧師交談，其中一些人是聶斯托利派信徒。（第61頁）

基督教社會學名譽教授阿爾文•施密特（Alvin Schmidt）（2013）評論道：

到了五世紀，阿拉伯和敘利亞被稱為基督教異端的交匯地。到穆罕默德時代（七世紀初），有無數基督教教派：阿里烏斯派（Arians）、伊便尼派（Ebionites）、華倫泰黨派 （Valentinians）、巴息利得派（Basilidians）、諾斯底派（Gnostics）、卡珀克雷特派（Carpocratians）、聶斯托利派（Nestorians）、雅各教派（Jacobites）、拿細耳派（Nazarites）、馬西昂派（Marcionite）、一性論派（Monophysites）、歐迪奇派（Eutychians）、撒伯流派（Sabellians）、歌利里迪派（Collyridians）、瑪麗亞姆派（Mariamites）、反迪克瑪麗亞姆派（Anti-Dicomariamites）以及基督一志說派（Monothelites）。（第80頁）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Berkeley）歷史學名譽教授，伊拉‧拉皮都斯（Ira Lapidus）（2002）表示：

伊斯蘭社會建立在一個已經確立起來的古老中東文明的框架上。從前伊斯蘭的中東時期，伊斯蘭社會繼承了一種制度模式，這種模式將塑造他們的命運，直到現今的時代。這些制度包含小型社區，這些社區基於家庭、血統、委託關係和種族紐帶、農業和城市社會、市場經濟、一神論宗教和官僚帝國。伊斯蘭的文明雖然誕生於麥加，但在巴勒斯坦、巴比倫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也有它的先驅前輩。（第3頁）

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教授和伊斯蘭主義捍衛者約翰•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2002年）寫道：

與猶太教和基督教一樣，伊斯蘭起源於中東。它並不是孤立出現的一種全新的一神論宗教。一神論（monotheism），也就是對獨一神的信仰，已經盛行了許多世紀。猶太教、基督教和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拜火教）的知識通過外國旅行商隊貿易以及麥加商人在遍及整個中東的旅行和接觸中被帶到了阿拉伯的麥加。此外，基督徒、瑣羅亞斯德教的教徒和猶太部落居住在阿拉伯。（第6—7頁）

也許正是那些牧師或其他一些人與穆罕默德討論了耶穌的宗教，當時這個宗教已經分裂成幾個教派和派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影響會對阿拉伯文化產生有害影響，使其倒退回歸到反基督教的思想。這種倒退會變成對猶太人和基督徒的侵略性敵意，這種敵意到了某種程度，以至於基督教歷史學家菲力浦•沙夫（Philip Schaff）（1996：4.159）將其描述為「狂野、好戰」和「折衷」—就像穆罕默德最終建立的宗教一樣，這與後來的聲稱相反。

雖然希臘語是聖經世界大部分地區的通用語言（lingua franca），但並非基督教宣教士訪問過的每個國家或領土都必須用希臘共同語（Koiné Greek，柯因內語）說話或寫作。猶太地南部的鄰居阿拉伯就位於這樣的領土上。阿拉伯語是一種閃族語言，連同其不同的方言，都是阿拉伯半島的本土語言。因此，基督教宣教士為了想要進入阿拉伯文化，就需要克服語言障礙。基督徒可能擁有的一個優勢是，事實上阿拉姆語（Aramaic）類似於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並且在整個中東地區也被廣泛使用。即使不是大多數，但有許多原始基督徒是猶太人，因此他們既說阿拉姆語又說希臘語，因此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斷，當他們遇到半島上的阿拉伯人時，他們已經熟悉他們的方言。

在基督教宣教士努力向阿拉伯人傳福音之前，在穆罕默德到來之前，已經有大量猶太人居住在漢志（Hijaz），尤其是在阿拉伯南部。根據西德尼•格里菲思（Sidney Griffith）（2013：11）的說法，雖然遠離以色列近郊，阿拉伯猶太人「完全會與其他地方的猶太人持續接觸，特別是在巴勒斯坦，他們完全了解當前的猶太傳統，包括聖經的（scriptural）和拉比的傳統」。阿拉伯猶太人是一種多語言文化，他們講阿拉姆語及其姊妹語言，阿拉伯語和（古代）敘利亞語（Syriac）。這樣的環境不僅將允許北方的巴勒斯坦猶太人和南方的講阿拉伯語的猶太人之間進行商業貿易，還將有提供有利條件使猶太教在外邦的阿拉伯人中進行傳播和擴散。正如伊斯蘭學者阿爾弗雷德•吉拉姆（Alfred Guillaume，1956年）指出的那樣：

在伊斯蘭誕生之初，猶太人主宰了漢志地區的經濟命脈。他們擁有泰瑪（Taima）、法達克（Fadak）和古拉（Wadi-l-Qura）綠洲中所有最好的土地；在麥地那，他們一定占了人口的一半…漢志的猶太人在阿拉伯部落成員中造就了許多皈依者。（第11—12頁）

 

聖經的前伊斯蘭阿拉伯語版本

考慮到早在穆罕默德將漢志伊斯蘭化之前，就有猶太和基督徒湧入彙集於阿拉伯半島，而且由於這兩個群體都成功地收穫了皈依者，盡管在後者的情況下，「基督徒」是指幾個異端派別。如上所述，我們必須要問一個問題，是否有其中任何一個團體將聖經正典的任何部分翻譯成阿拉伯語以便傳播他們的信息。這個問題驅使學者們既想肯定又想否定現實。圍繞聖經文本從希臘語、阿拉姆語或敘利亞語轉譯為阿拉伯語的傳輸過程這一問題有悠久歷史，在不重複這段歷史的前提下，我們來研究一下兩個最近的論點，分別來自希克邁特•卡沙烏（Hikmat Kashouh）和西德尼•格里菲思—前面這位學者是前伊斯蘭阿拉伯語版聖經（或至少是福音書）的支持者，後面這位學者拒絕這樣的提議。

根據卡沙烏（2012：318）的說法，第一份以阿拉伯文寫成的基督教書面辯護書大約在公元750年發佈。由於我們對此類事件有所了解，在那個日期之前的某個時間，第一批基督教文本以阿拉伯語出現。卡沙烏（2012：318）認為，這方面的證據可以在兩份（可以消去舊字另寫新字的）羊皮紙（palimpsests，重寫本）中看到，《‘Sinai》（Ar. 514）和《西奈抄本》（Codex Sinai）（Ar. N. F. Par 8 and 28’），其中之一（《西奈抄本》）很可能包含路加福音。雖然他（卡沙烏2012：318）並非絕對肯定這一發現，「該文本極有可能是基督教文本，並將阿拉伯語聖經存在的假設推後至七世紀，甚至可能更早」。由於該文本中被「破壞」，「許多八世紀/九世紀的手稿起源於七世紀」，這不僅是合理推測，而且也是「可能的」。事實上，由於所製作的阿拉伯語文本的排他性，「它與巴勒斯坦南部的聖經文本是不相容的，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七世紀，確實可以提出這種可能性，阿拉伯語的福音文本最早出現在七世紀前的時代。」（卡沙烏2012：319）

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的問題在於，「在伊斯蘭興起之前」，還沒有人製作出基督徒使用的阿拉伯語聖經文本（格里菲思2013：49，98）。根據格里菲斯（2013：49）的說法，我們所擁有的是相當於「一廂情願」的「乏力牽強的推斷」。這並不是說福音沒有在整個阿拉伯半島用阿拉伯方言傳講和教導。如前所述，聖經福音的早期傳播是通過口耳相傳，而不是通過閱讀文本。格里菲斯（2013：98）進一步提出證明，直到伊斯蘭興起和穆罕默德死後，收集組成古蘭經的許多章節以及聖訓的重要性才越發凸顯成為一個問題。突然出現了這樣需要，要保留先知的言論和教導，但這只能通過阿拉伯語來完成。阿拉伯語語法和詞典的發展要到8世紀下半葉才會出現（格里菲思2013：103）。隨後才有希臘語、希伯來語或阿拉姆語的聖經文本翻譯成阿拉伯語，這意味著這些文本至少要到8世紀才會出現，並且要與古蘭經競爭。鑒於在古蘭經中發現的與聖經典故相關的故事和人物的數量如此之多—其中許多都是前面提到的異端派別歪曲的重述—後來當穆罕默德的追隨者開始打開古蘭經時，他們會閱讀並重述那些扭曲言論，這就不足為奇了。這也是另一個原因，為什麼「基督徒」沒有努力製作一本阿拉伯語聖經，除了可能以筆記的形式之外，一本阿拉伯語聖經本來很可能會在伊斯蘭興起之前，遏制在部落的異教徒中傳播的歪曲思想。

盡管卡沙烏的論點與其他學者（例如安頓•鮑姆施塔克（Anton Baumstark）和伊弗蘭•舍希德（Ifran Shahid））在這個話題上就「合理」或「可能」等方面有很多共同點，但格里菲斯的反駁指出缺乏切實證據，足以戰勝「一廂情願」的想法。在7世紀中期，伊斯蘭興起並且在阿拉伯、中東和北非突然擴張之前，沒有用阿拉伯語寫成的聖經。因為穆罕默德在阿拉伯語聖經以及古蘭經興起的時候已經死了，當他作證說他相信「經典」（books）時，而且不可避免地，所有隨後的穆斯林（信士們）也都必須確信這些經典，那麼他當時所指的是什麼「經典」，具體來說，是什麼聖經（古蘭經2：285；4：136；6：92）？此外，他是怎麼相信這些經典的？是寫出來的還是僅僅只是聽見的？很明顯，他意識到了一些值得他崇拜的東西。但是，那是什麼呢？

 

穆罕默德可以得到的聖經版本

正如已經確定的那樣，猶太人和基督徒都在穆罕默德存在之前佔領了漢志的土地和城市。那些猶太人和基督徒在口頭傳播信息時用來説明記憶的文本在公元4世紀中葉已經得到確認並基本完成了。雖然希臘語（Greek）是當時的通用語言，但並非所有猶太人或基督徒都必須用希臘語說話或寫作，而是使用其他語言，比如西方的拉丁語、東方的（古）敘利亞語和北非的科普特語（Coptic），因為這些語言傳播到國外，遍及中東、亞洲並最終進入阿拉伯半島。實際上，之所以產生成千上萬份聖經手稿的副本，其中許多仍然保存至今，是語言和文化的豐富多樣性的結果，這些語言和文化都是猶太人和基督徒在分享他們信息時偶然遇見的。

當猶太人和基督徒到達漢志時，舊約已經從希伯來文和阿拉姆文翻譯成希臘文。通常它有個更為人知的名字，稱為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LXX）。關於這個指定術語，七十士譯本，還存在矛盾的故事並由此引發了爭執：譯文的命名是否源自於受雇進行創作譯本的猶太文士的數量，或者這個名字是否與陪同摩西到西奈山從神領受律法的長老人數有關。無論如何，猶太人可以用他們在國外散佈居住時用來說/或用來寫的語言來理解舊約。舊約文本的最終定稿發生在公元2世紀初，其中不僅僅只包含摩西五經（Torah，律法書，聖經舊約之首五卷的內容）。然而，如此廣泛的接受會擴展到基督教社區，但最終卻被猶太人拒絕，因為「一些基督徒根據錯誤的七十士譯本文本對猶太教進行了一些批評」。（McDonald 1995：89）

除了新約的口頭傳播外，在穆罕默德談到先前「啟示」、「經典」和「經文」的奇跡時，最有可能對阿拉伯文化產生最大影響的文本是敘利亞人傳下來的。他們不僅幫助了阿拉伯的猶太人和基督徒，而且還促進了舊約的影響，不僅如此他們幫助將五個版本的新約翻譯成敘利亞語，遠至北邊的黎巴嫩、東邊的中國，當然還有南邊的阿拉伯都可以見證這種影響。雖然古敘利亞文版本沒有得到很好的證明，但其中一個特別的版本，伯西托本聖經（古敘利亞文聖經），耗費了極大的精力並且以極高的忠誠度進行抄寫和分發。正如布魯斯•梅茨格（Bruce Metzger）（1977）所評論的那樣：

敘利亞抄寫員非常小心地抄錄了伯西托本。每個時代的手稿之間都存在著驚人的一致性，平均而言，每一章的重要出入幾乎不超過一個。（第49頁）

Aland and Aland（1989：194）補充以下內容：

新約的伯西托本是敘利亞新約版本中得到最廣泛證實和最一致傳播的版本。敘利亞教會今天仍然以這種形式保存這個版本，並且極為推崇這個版本。（第194頁）

但是，為什麼伯西托本與我們這個主題的問題相關？

敘利亞文伯西托本聖經之所以重要，至少有以下三個原因：

首先，除了猶太人和基督徒在用，聶斯托利派和雅各教派（基督一性論者）在設法爭論耶穌的身份時都使用這個版本。穆罕默德會對他們得出的結論做出回應，當他教導「讚頌真主超乎他們【猶太人和基督徒】所用來配他的」（古蘭經9：31）。隨後的穆斯林後來將承擔起嚴酷考驗並「對抗」那些反對正統信仰的敵人。

其次，伯西托本不僅包括所有與希伯來舊約正典同樣的經典（以及一些旁經作品）；它還包含來自新約正典的22卷書。它包括所有四福音書、使徒保羅的書信和希伯來書，只有彼得後書、約翰二書和約翰三書、猶大書和啟示錄被遺漏了。由於那些將其從希臘語翻譯成敘利亞語的譯者信實忠誠，任何熟悉前者的人都會很清楚後者的內容。

這種忠實翻譯導致了第三個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一些現代穆斯林護教者的自然反駁，他們爭辯說，人們對摩西五經（妥拉）和福音書的了解與穆罕默德在他那個時代所了解的完全不同。如果伯西托本聖經確實像所主張的那樣得到證實和保存，那麼敘利亞基督教會在6世紀和7世紀穆罕默德在世時所了解的福音書正是今天依據聖經的基督徒所了解的福音書。穆斯林護教者並不希望每個人都相信完全不同的另一方。

 

承認穆罕默德的可以得到的「啟示」的後果

由於敘利亞文伯西托本很可能是穆罕默德提到的聖經版本，比如古蘭經2：4，136，285；4：136，162；6：92等等，那麼承認這種情況就會有幾個後果。我們知道它的內容並且該內容沒有被「破壞」。任何關於「先知」穆罕默德的預言充其量都是可疑的。要求穆斯林必須閱讀聖經會是錯誤的。最後，關於耶穌和神的位格（persons）的知識會不存在。現在將逐一研究這些影響中的每一個，以判斷它們的有效性和嚴重性。

 

關於聖經版本被破壞的說法

聖經沒有被改變，也沒有被「破壞」，換句話說，如果伯西托本是穆罕默德的主張背後所突出的「啟示」。許多後來的穆斯林護教者反復強調，當前的任何啟示都是遭到破壞和玷污的，他們將當前文本與「原始文本」進行比較而得出這個結論。然而，敘利亞文伯西托本只不過是一份副本，用另一種語言寫成，並以「非凡的忠誠度」（Metzger 1992：70）傳給說敘利亞語的基督徒，在他們的宣講的信息中使用。從舊約和新約的內容中，我們能知道的是，猶太人和基督徒幾百年來所知道的相同的信息導致了伯西托本的發展。穆斯林發言人，比如阿基奇奧拉（Ajijola）（1984）提出觀點，他說相信摩西五經、大衛的詩篇和福音書，但還是詆毀它們，因為它們被認為不具有「原始形式」，這樣的觀點即使不是不真實的，也是誤導。盡管穆罕默德本人無法閱讀伯西托本，但其內容與在七十士譯本和翻譯伯西托本的希臘文本中發現的內容基本相同。因此，任何「篡改」和/或摻假的指控都是毫無根據的。再者，請注意弗雷德里克•凱尼恩爵士上面關於聖經和文本完整性和可信度的評論（參見上文名為「聖經正典的簡短歷史」的標題下）。

只要穆斯林選擇高舉任何其他非聖經啟示或讓自己與「曾受天經的人」連接在一起，這些啟示和穆斯林行為就必須保持一致，要尊重而不是貶低猶太人和基督徒。當他們在阿拉伯取得進展時，伯西托本是那些人使用的「經典」—無論是在穆罕默德統治之前還是統治期間。穆斯林不能再指責猶太人改變（古蘭經2：59）或歪曲（古蘭經2：75）神（真主）的啟示，或欺騙性地親手書寫（古蘭經2：79），也不能再指責神（真主）對於他所啟示的無能為力【5】。此外，穆斯林不能再將猶太人視為或正在變成「猿猴」（古蘭經2：65；7：166）、「豬」（古蘭經5：60）或受咒詛的（古蘭經5：60；9：30；98：6），僅僅因為穆斯林碰巧在許多他們自己感到厭惡的信仰或教義中發現他們不同意的某個教義。穆斯林不能稱猶太人或基督徒為「虧折的」（失敗者）（古蘭經3：85）或鼓勵他人不要與他們交朋友（古蘭經5：51；60：1）。穆斯林當然必須結束針對猶太人和基督徒的聖戰運動，這個運動是為了壓迫他們，直到他們被殺或「感到被制服」（古蘭經9：29，73，123；47：4）。換句話說，穆斯林必須「相信啟示」，正如穆罕默德聲稱他就是那樣相信的，這會涉及任何可信的版本，在伯西托本或者可信的版本所基於的文本的命令之後，如果穆斯林要讓他們遵循唯一真正宗教的聲明保持一致的話。

 

預言穆罕默德的到來

穆罕默德被暗指是通向古蘭經之前的「啟示」，接受敘利亞文通俗譯本作為穆罕默德可以使用的聖經版本的第二個後果，是否認穆罕默德作為「真主的先知」被預測為耶穌的繼任者。非基督教的宗教追隨者，甚至許多自稱是基督徒的人，希望將他們的宗教領袖高舉到神之國度裡的特殊地位，這種情況並不鮮見。通常，這種地位採用某種先知、先見者或啟示者的形式。通過對聖經文本的拙劣注釋以及誤用錯誤解經原則而處理聖經，這樣的結果造成了這種高舉的基礎。當解經（exegesis）（更恰當的說法是私意解經【eisogesis】）和解釋被發現不足，批評者本人要麼受到人身攻擊—聖經文本被不知何故貶低為缺少一個簡單而寶貴的真理—或者聖經被假定為以某種方式被篡改。當很明顯穆罕默德在他的時代所接受的聖經版本與猶太人和基督徒在進入漢志之前所使用的版本相同時，所有這些都必須受到公開譴責。

庫爾希德•艾哈邁德（Khurshid Ahmad）（1999：86—87）是一個典型的穆斯林例子，他相信聖經對穆罕默德的啟示有一些說法，但在解經上站不住腳。在解釋古蘭經如何影響人類歷史時，他寫道：

在伊斯蘭中，宗教得到了完善。這是另一種說法表示，在伊斯蘭中，新啟示的時代已經接近尾聲，新啟示的時代已經結束，實現啟示宗教原則的時代已經開始。這就是為什麼在所有較早的經文中都可以找到伊斯蘭先知出現的參考文獻。例如，聖經研究者知道耶穌曾說過：「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約翰福音16：12—13）

仔細檢查一下艾哈邁德提供的證明穆罕默德先知身份的參考文獻，就會發現，耶穌不僅沒有提到穆罕默德，而是艾哈邁德用來誤導讀者的慣用伎倆（modus operandi）。沒有人應該不公正地引用聖經來為自己牟利—尤其是，如果他或她自己的先知如此推崇聖經的話。艾哈邁德只是刪除了這一段，以排除在約翰福音16：13中提到的「真理的靈」，在約翰福音中耶穌提到這個「真理的靈」正是他和父會差遣的那位保惠師（Paraclete）（約翰福音14：16，17）【6】。隨著阿拉伯出現伯西托本聖經，穆罕默德不再位列聖經中的先知行列。任何採用嚴謹解經和適當的釋經學技巧的人，不僅會看到穆罕默德的缺席，而且在審視伊斯蘭世界的歷史和教義時，會注意到，無論他可能擁有什麼樣的先知地位，都不同於那些在聖經中被認為是先知的人。

 

穆斯林對神聖啟示的接受不一致

鑒於敘利亞文通俗譯本是穆罕默德在世時批准的聖經版本，因此這個版本或其他類似版本中的任何一個，都應該「要求」被早期和現在的穆斯林閱讀。相應地，聖經應該成為穆斯林信仰和教義的基礎，穆斯林信仰和教義會包括古蘭經中的信仰教義，古蘭經是穆斯林認為直接來自天堂的書。因為神（真主）是兩者的創造者，所以不應該有差異。任何進展的啟示都會與先前的啟示相吻合，所有啟示的最終目標是耶穌基督本人（路加福音24：27；約翰福音5：39；提摩太後書3：15；希伯來書10：7；啟示錄19：10）。然而，對於穆斯林來說，情況並非如此，因為除了零碎的內容外，他們拒絕接受聖經的任何思想，尤其是那些與他們自己假定的預想相矛盾的內容。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今天的穆斯林對聖經的看法，與穆罕默德在古蘭經2：4，136，285等等經文對聖經的看法不一致。

如果穆斯林拒絕敘利亞文通俗譯本，以及任何其他作為各種聖經翻譯和版本創作基礎的文本啟示，那麼規定信仰聖經的命令就沒有任何權柄來強制執行。差不多像阿里（M. M. Al）所陳述的那樣，也就是穆斯林「被要求相信」真主所有的經典，基本上就是沒有意義的。如果假設古蘭經是聖經的糾正者或替代者，它再次暗示神（真主）無力保存他先前傳遞的啟示；暗示，墮落的人類能夠做與神（真主）最初所不能做的相反的事；人的罪惡意志比神（真主）的神聖意志更有決定性。此外，它假定神（真主）是可變的。以古蘭經為例，它表明神（真主）以某種方式獲得了更多的力量、意志和對那個啟示的控制，而不是先前的啟示。然而，這就會與古蘭經中神（真主）是不可改變的啟示（51：58）相矛盾，這反過來又會否定了他作為神性唯一存在的代表是「永生自立的」（古蘭經3：2；20：111）和統一的（參見Hakim 1992：58）。要相信先前的啟示的要求是有任何意義的唯一可能的方式是，那些啟示目前是存在的，並且人可以閱讀得到那些啟示。因為，根據穆斯林的說法，這些啟示，除了以所謂的被破壞或玷污的形式外，並不存在，要人相信它們的命令在現代語調中就是毫無意義，也使真主安拉最完美的書古蘭經中的文字無效。

 

沒有耶穌，也沒有神

在聖經可以看到關於耶穌生平的最好也是唯一的歷史文獻，而且是極其簡短的記載。除了一個簡短的出生故事，加上他生命中最後三年半的時間，主要集中在耶穌的受難周（Passion Week），我們對耶穌這個人的了解在新約中，其他地方都沒有。古蘭經的追述極為爭論性，對於歷史上的耶穌沒有提供任何傳記價值。事實上，以古蘭經為例，穆罕默德的「啟示」似乎更感興趣的是與那些與他競爭的人進行辯論，而且是在思想中有一種「獨特的先知學」，而不是提供任何一種真正的歷史追述【7】。從古蘭經中所能得到的關於耶穌的一點東西，更多的是對他本人的詆毀（古蘭經4：157，171；5：75，116；19：92），而沒有歸功於那些根據他們的個人經歷在書信中寫到耶穌的（約翰一書1：1—3；彼得後書1：16）。換句話說，在古蘭經中，耶穌最終只是以一個普通人的樣子告終（古蘭經3：59；43：59）【8】，他只是來尋求和拯救人類中一部分（古蘭經3：49；Ali 2012：158），而且永遠不為任何人死（古蘭經4：157；5：110），而穆罕默德被認為是耶穌的上級，他是來安慰所有人類的（古蘭經21：107；61：6比較Ali 1997：1461，n. 5438）。

沒有神（真主）的啟示，也不可能認識他。這就是為什麼穆罕默德的追隨者會記錄他說：

任何人也不配與真主對話，除非啟示，或從帷幕的後面，或派一個使者，奉他的命令而啟示他所欲啟示的。他確是至尊的，確是至睿的。（古蘭經42：51） 

不幸的是，穆斯林否認先前聖經形式的啟示繼續存在。對他們來說，在承認穆罕默德認可先前的啟示時，它已經被扭曲得面目全了。正因為如此，才沒有可能證實後來的啟示。因此，古蘭經不可能像其他任何宗教文獻一樣是來自神（真主）的啟示，因為它缺乏神（真主）的認可。然而，穆罕默德承認神（真主）先前的啟示的存在，特別是與聖經有關的啟示。敘利亞文通俗譯本是一個每一個今天的穆斯林也必須承認的相對版本，或至少另一個版本與它一致，以免他與他的先知不相符，在世上沒有對神有任何真正的知識。

 

結論

穆斯林聲稱，他們「被要求」相信之前的啟示，與之相伴的還有他們自己的啟示—古蘭經。伊斯蘭的創始人明確表示，他相信以前所有的啟示，經典和經文，這意味著他接受了敘利亞文通俗譯本的內容，或在穆罕默德聲名狼藉之前和之後，猶太教徒、基督徒和阿拉伯半島盛行的教派所使用的聖經版本。盡管穆罕默德指責猶太人和基督徒毀壞了聖經的文本，但手稿證據顯示，無論有什麼毀壞，充其量都是最少的，這意味著，敏銳的觀察者知道神（真主）揭示了什麼，知道他想讓人類保留什麼。

穆斯林完全拒絕任何版本的聖經，不管是伯西托本還是其他版本。對他們來說，古蘭經是「糾正者」，取代了之前所有的啟示，盡管據他們推測古蘭經和之前的啟示有很多共同之處。然而，問題仍然存在，他們否定了聖經的可信度，穆斯林必須遵循並學習以理解通過他的先知代代相傳的神（真主）的信息。因為他們接受古蘭經，而管理局暗示了聖經的重要性，所以在那些與想要更多了解先知，尤其是想要了解彌賽亞耶穌基督的穆斯林討論時，聖經仍然可以作為權威的來源。因此，基督徒的一個挑戰是，要向穆斯林展示，穆罕默德所推崇的聖經，就是今天的基督徒自信地捧於掌心的作為神的話語的聖經。

 

致謝

利益衝突

作者聲明，他們在撰寫本文時，沒有任何經濟或個人關係可能對他們產生不當影響。

 

作者貢獻

作為博士生的P. D.做了基礎研究；作為博士發起者的H. G. S.監督研究，並且幫助P. D.完成文章的最後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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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1.古蘭經2：4說，「他們確信降示你的經典，和在你以前降示的經典，並且篤信後世。」（Ali 1997：17）根據《解讀古蘭經的意義》（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s of The Noble Qur’an）（Bewley & Isa Waley 2007：4，6），和Shaykh Safi-Ur-Rahman Al-Mubarakpuri等人（2000：1.116）。「在你以前降示的」啟示是指摩西五經、福音書和「先前的使者」。雖然那些「先前的使者」可能包括「阿拉伯人、非阿拉伯人或先前經典中的人」，但主要強調的是關於「天經之人」或猶太人和基督徒：

他們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他們相信他們的經典，以及與之相關的所有細節，所以當這些人信奉伊斯蘭並真誠地相信該宗教的細節時，他們將獲得兩個獎賞。（Shaykh Safi-Ur-Rahman Al-Mubarakpuri等人，2000：1.118）

其他人只得到一個，而且只是「一般的方式」。

2.羅伯遜（Robertson）（1925：21—22）認為，無論新約文本中有什麼出入，它只影響「整個文本的千分之一」。梅茨格（Metzger）（1992）寫道：

確實，這些【來自教父的】引用是如此廣泛，以至於如果我們了解新約文本的所有其他來源都被摧毀，它們本身事實上就足以重建整個新約。（第86頁）

布萊克（Black）（1994：24）同意梅茨格的評價。布魯斯（F. F. Bruce）（2000：19—20）總結道，「對新約文本批評家的不同解讀的任何懷疑不影響歷史事實或基督教信仰和實踐的實質性問題。」丹•華萊士（2011：55）對巴特•埃爾曼（Bart Ehrman）的誇張批評進行了全面分析，並且論證了他在哪裡同意他的導師布魯斯•梅茨格（Bruce Metzger）的觀點，梅茨格斷言，在聖經中發現的文本異讀對基督徒的信仰和實踐都沒有影響，並且指出，「一言以蔽之，擾亂新約主要基本教義的切實可行的本異讀尚未產生。」因此，我們對新約所包含的內容的理解超過99%，即使手頭沒有這些手稿，我們也可以通過查閱早期教父的記錄來重建新約，盡管在現存的手稿中發現了10萬多個異讀，這些都與新約的信仰無關，那麼即使有相反的假定批評，我們知道早期的基督徒寫的東西成為了今天的新約聖經。

3.弗蘭茨•布林（Frants Buhl）（1892：24）是最早宣導這種觀點的人之一，甚至也許是第一個，他提倡這種觀點，他寫道：「直到公元90年，整個（關於傳道書的）問題才在雅伯尼（Jabne）的一個主教會議（Synod）上被提出來討論（雅尼亞（Jamnia），一個離海岸不遠的城市，雅法（Jaffa）以南）…在那次主教會議上，整個神聖著作的規範性得到了承認。」後來的教授和哈佛學者羅伯特•菲佛（Robert Pfeiffer，1941）在寫《舊約全書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時，對於這個問題十分坦率直接：

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第一個世紀結束時，在耶路撒冷於70年淪陷以及由此導致的猶太教的瓦解之後，在約哈難•本•扎卡伊（Johanan ben Zakkai）的領導下，雅尼亞會議（Council at Jamnia）（約公元90年），永遠修正了聖經正典。（第64頁） 

其他人，例如伯恩哈德•安德森（Bernhard Anderson）（1957：535–536）；威廉•巴克萊（William Barclay）（1991：28–29）；貝克威思（R. T. Beckwith）（1992：57，61）；奧托•艾斯費爾特（Otto Eissfeldt）（1965：568）；諾曼•戈特瓦爾德（Norman Gottwald）（1985：113–114）；拉索爾（La Sor）、哈伯德（Hubbard）和布希（Bush）（1982：22）；馬克斯•馬戈利斯（Max Margolis）（1948：89）；厄斯特利（W. O. E. Oesterley）（1914：173–174）；厄斯特利（Oesterley）和羅賓遜（Robinson）（1955：7—8）；賴爾（H.E. Ryle）（1899：182–184）；詹姆斯•桑德斯（James Sanders）（1972：94—95）；莫頓•史密斯（Morton Smith）（1971：1），所有人都部分同意或全部同意布林和菲佛的評價。阿克羅伊德（Ackroyd）和埃文斯（Evans）（1970：133–135）限制他們對雅尼亞會議的承諾，通過假設一個已經建立的正典，然後寫道：「很難懷疑三部分結構的正典和其確切內容在公元100年之後不久就得到了確立，甚至可能更早。」撒母耳•桑德莫（Samuel Sandmel）（1978：14，n.6）稱雅尼亞會議是「一種權宜之計（convenience），而不是無可辯駁的結論」。阿加•貝岑（Aage Bentzen）（1972：1.31）認為，「雅尼亞的主教會議沒有定義正典，但它進行了修訂」，這是用他的方式在說，已經存在一種正典。會議的議員們只是修訂了它。

4.可以說，勞特利奇（Routledge）（2008：18）希望跨過雅尼亞會議的圍欄，並且忽左忽右。

5.雖然引用的古蘭經文獻特別提到猶太人，但伊斯蘭信仰也將基督徒包括其中，認為他們涉嫌不當行為，指責他們偽造（Glassé 2002：86）、毀壞（Ajijola 1984：79）或將不足之處引入新約，從而使其「不純」（Ali 2012：149）。然而，任何花費大量時間閱讀和研究聖經文本批評主題的人都會立即知道，這些指責和控訴本身是沒有根據的，甚至本身就是「不純的」。

6.阿里（Ali）（1997：1461，n. 5438）等人爭辯說，Paraclete（保惠師）是被毀壞後的詞語表達，本來應該是Periclytos或者「被稱讚的人」（praised one），指的是「艾哈邁德」（Ahmad）或「穆罕默德」（Muhammad）。然而，他沒有為他的論點提供手稿支援，在約翰福音14：16、26；15：26或16：7中也沒有出入以證明他的論點是正確的。

7.「獨特的先知學」（distinctive prophetology）是格里菲斯（2013）提出的釋經學原則，伊斯蘭主義者承認某些信仰、故事和短語對猶太人和基督徒來說可以用共通的方式來理解，但這些內容被批評和修正，因為穆罕默德是絕對真理的焦點。正如他所說：

…正是古蘭經獨特的先知學最終控制了聖經追述的過程，決定了哪些聖經敘述被追述起來，哪些被忽視，這是古蘭經中聖經的一個特徵，要研究這一點，最好參照這一現象的眾所周知的實例，而不僅僅是靠抽象內容。（第58、62、70—71、76、83、85頁）

8.在描述了耶穌作為先知所處的高位之後，我們斷然否定了他是真主或真主之子或者他不只是一個人這些教條…在真主看來，耶穌就像亞當或人類一樣是塵土。（Ali 1997：142，n.398） 

 

這篇文章翻譯自Henk G. Stoker和Paul Derengowski的在線文章「A discussion about the version of the Bible available to Muhammad」

https://indieskriflig.org.za/index.php/skriflig/article/view/2262/4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