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對穆斯林的宣教使命

巴薩姆•邁克爾•邁達尼(Bassam Michael Madany)

2020年11月21日

當二十一世紀的前二十年接近尾聲時,基督徒的宣教使命必當仍舊立足於神的話語和對我們所處時代的真實描述。在1800年到1950年之間,西方反映了基督教世界觀所帶來的影響。曾經在亞洲和非洲的宣教禾場都隸屬於英國、法國、德國、荷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帝國範圍內;而現在已經今非昔比了。西方已經世俗化,歐洲帝國已成為明日黃花。

二戰後的時代迎來了一個新的離散的時期,成百上千萬來自前殖民地的人流落他鄉,他們現在生活在西方世界,這需要重新審視宣教工作的策略。成百上千萬來自印度次大陸、東南亞、北非和中東的穆斯林已經在北美和歐洲定居。他們利用東道國給予的自由,不僅奉行自己的信仰,而且在東道國內進行勸誘改宗的宣教活動。

與歐洲人不同,北美人很少接觸伊斯蘭和穆斯林。美國人第一次與穆斯林接觸是在獨立後不久。的黎波里(Tripoli)的海盜威脅著地中海的海上貿易,這使得美國海軍不得不對付他們。美國人與穆斯林的另一次接觸發生在中東地區,美國長老宗、公理宗和歸正宗的宣教士開始在中東的宣教工作,從19世紀開始,一直持續到20世紀50年代。

在黎凡特(Levant),在新獨立的國家內進行宣教變得極為困難。我自己曾親身經歷過這種情況,當時敘利亞的宣教學校在向學生教授聖經課程方面面臨諸多限制。最終,外國學校被國有化,結束了可以追溯到19世紀早期的主要宣教活動。

在新千年伊始之際,出現的一個重要現象是世界主要宗教的復興。在一篇題為「世界宗教的多元化和差異性」(Pluralism and the Otherness of Word Religions)的文章中,安多弗牛頓神學院(Andover Newton Theological School)的S•馬克•海姆(S. Mark Heim)教授評論說,世界宗教的代表,比如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仍舊對他們自己特定宗教傳統的正確性和獨特性抱有忠誠的信念,並且不願意接受由西方多元主義神學家所制定的條條框框。

傳統的伊斯蘭把世界分成兩大陣營:伊斯蘭之家(Daru'l Islam)和戰爭之家(Daru'l Harb),也就是伊斯蘭之境和戰爭之境。在伊斯蘭國家,伊斯蘭法是至高無上的,通過國家武裝來強制執行。如今,享有西方多元社會自由的激進穆斯林正在努力創造條件,會使穆斯林的生活過得好像他們仍居住在伊斯蘭的土地上一樣。1993年10月,《國際宣教研究公報》(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對此作了解釋。

著名的西非學者拉明•桑內赫(Lamin Sanneh)撰寫文章《一家自相分爭,怎能站立得住?基督徒與穆斯林在西方相遇的反思》(Can a House Divided Stand? Reflections on Christian-Muslim Encounter in the West)。桑內赫博士是從伊斯蘭皈依的基督徒,也是耶魯大學神學院(Yale Divinity School)宣教與世界基督教課程的教授,他在文章中發表評論,穆斯林移民想實行他們的宗教做法,這些做法源於他們的神權國家的觀點,這種訴求與「西方的多元傳統」之間,勢必有一場不可避免的遭遇戰。

「如果西方人認為,他們可以通過在極端穆斯林的領土問題上齊全讓步以維持宗教寬容,那他們就錯了,因為在這個(妥協)基礎上建造起來的房子會沒有容納多元主義原則的空間,而正是多元主義原則使西方文化社會從一開始就對穆斯林和其他群體熱情相待。這些宗教團體在西方已然發展壯大,而與此同時在伊斯蘭社會所建立的宗教少數派繼續遭受來自民間的阻撓迫害,這一事實表明這兩種傳統是多麼不對等。除非我們對西方遺產,包括對宗教的寬容,承擔起道德責任,否則我們是在冒險,使我們關係中的這樣一種不好的分層結構持續下去。這種對宗教的寬容不能建立在關於公共事業的爭論上,而是建立在絕對道德律法的堅定不移的宗教磐石上,我們的創造者和審判者正是用這種道德律法塑造了我們。」

「考慮到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穆斯林在宗教領域方面施加壓力,這種壓力通常從伊斯蘭教法和政治權力的角度來闡述,又考慮到世俗的民族國家死氣沉沉的功利主義倫理完全不足以與之對抗,西方人必須重新承擔起將福音作為公共真理並傳播的責任,並且必須以福音重建原始基礎,現代西方在此基礎之上已經建立起豐富的世界觀。」

穆斯林的傳統認為宗教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並且目睹了西方社會道德崩塌,所以他們把自己的信仰作為對所在國可悲惡劣的精神信仰狀況的補救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的大膽源自他們的深刻信念:西方文明正迅速進入黃昏,只有伊斯蘭有(解決問題的)答案。

在大西洋的另一邊,慕尼克大學系統神學教授沃爾夫哈特•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撰寫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西方穆斯林少數群體熱衷於宣教活動。它發表在1994年12月的《首要事務》(First Things)上,標題為:

《基督教和西方: 模棱兩可的過去,不確定的未來》(Christianity and the West: Ambiguous Past, Uncertain Future)。

「如果西方的自由實際上僅僅意味著個人為所欲為,那麼其他人最好還是試著去保護自己的社群和信仰價值免受西方世俗主義的侵蝕。在防禦模式之外,伊斯蘭對在西方社會的宣教,表達了一種強烈的傳教使命,旨在將西方國家從與世俗主義相關聯的唯物主義和道德敗壞中解放出來。這些穆斯林認為基督徒在道德改良和社會重建的任務上一敗塗地。這種批判對傳統基督教和西方文化都是嚴苛的挑戰。缺乏精神信仰和道德價值的文化不具備應對這一挑戰的資格,勢必走向解體和衰敗。」

基督徒應意識到,無論在國內多元的社會框架下,還是在海外,他們所進行的宣教的努力的可信性取決於他們與周遭世俗社會的範本和生活方式保持距離;否則,沒有一個穆斯林會認真考慮基督教能帶來什麼。

回到潘能伯格教授的文章:「因此,雖然我們可以預想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在第三個千年裡的偉大復興,但這樣的未來是不確定會實現的。西方社會可能忽視了恢復其宗教根基作為力量之源的必要性。他們可能會繼續輕率地走上一條世俗主義的道路,而毫無意識到其必然的、淒涼沮喪的結局。然而,西方文化的終結並不會意味著基督教的終結。基督教並不依賴於從它而產生出的文化。正如過去一樣,教會可以在其他文化的背景下生存和繁榮。」

「世俗主義越發深入,就越發迫切需要看到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生活與世俗主義文化形成鮮明對比。很有可能,在第三個千年的早期,一邊是只有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會站在一起,另一邊是福音派新教,它們將作為教會群體繼續存在下去。過去所謂的新教主流教會正面臨著嚴重的消失危險。我預計,如果他們繼續既不抵制逐步走向世俗主義的文化精神,也不試圖改變它,它就會消失。沒有什麼可以替代教會。大眾文化越發向世俗主義的主導地位推進,教會就越明顯地成為基督徒存在的參照點,與那種文化劃清界限。」

我們現在必須考慮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已經發生的新的事態發展對穆斯林宣教工作產生的影響。它們有三種類型。

首先是那些離開伊斯蘭、通過印刷和線上出版物參與辯論的阿拉伯穆斯林。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德裔埃及人哈米德•阿卜杜勒-薩馬德(Hamed Abdel-Samad)。「他寫了七本書,不僅批評伊斯蘭和穆斯林,還將伊斯蘭描繪成一種極權主義意識形態。阿卜杜勒-薩馬德經常作為嘉賓受到德國媒體的邀請,參加德國伊斯蘭會議等政府活動,並受到正在崛起的極右翼政黨德國新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的邀請。」

https://bridge.georgetown.edu/research/factsheet-hamed-abdel-samad/

第二,改革派穆斯林。艾哈邁德•薩阿德•扎耶德(Ahmad Saad Zayed)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他在埃及和其他地方就伊斯蘭與現代性的調和發表演講。扎耶德痛惜哀歎巨大的文明鴻溝將阿拉伯世界與東西方復興分割。阿拉伯世界在文化和學術思想上都落後於世界其他地方。

https://thearabweekly.com/what-does-it-take-enlightenment-take-arab-world

第三,皈依基督教信仰並參與到向穆斯林宣教的穆斯林。拉希德(Rachid)弟兄是摩洛哥前穆斯林,後來改信基督教,他的父親是伊瑪目。他是一位基督教護教者和伊斯蘭的批評者,他在Al Karma電視頻道主持每週一次的電話直播節目。

https://brotherrachid.com/

上述的事態發展顯明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出現了一種全新的局勢,同時也出現了向穆斯林進行宣教的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本國人民正在呼籲穆斯林正視他們長期存在的問題,重新審視他們認為伊斯蘭「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方都有效」的陳舊過時的觀點。重複高喊口號「伊斯蘭是解決辦法」(Al-Islam Hua Al-Hal)並沒有解決他們日益嚴重的任何問題。阿卜杜勒-薩馬德經常懇求穆斯林「跳出束縛他們思想的條條框框」, 正是這種禁錮使他們一直愚昧落後,不能與其他人類融為一體!這種融合是不可避免的。

這篇文章翻譯自Bassam Michael Madany的在線文章「Missions to Muslim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ttps://www.academia.edu/44549019/Missions_to_Muslims_in_the_Twenty_First_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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